來源：西部城事（ID：xibuchengshi0518）
作者：西部君
是的，中國人結婚的意愿越來越低了。
民政部近日發(fā)布的《2017 年社會服務發(fā)展統(tǒng)計公報》顯示，2017年我國依法辦理結婚登記1063.1 萬對，比上年下降7.0%。結婚率為7.7‰，比上年降低0.6 個千分點。
結婚率是反應結婚意愿最直觀的指標，它的測算方法是，用辦理結婚登記的對數（2006年前的統(tǒng)計口徑是人數，也即對數乘以二），除以總的人口基數。所以7.7‰的含義是，在過去的2017年，每一千人中，共有7.7對辦理登記結婚。
結婚率下降，不是2017年才開始。2010年以來，中國的結婚率在2013年達到階段性的最高值9.9‰之后，便開始持續(xù)下降。巧合的是，正是這一年單獨二胎放開。
結婚率下降對應著離婚率上升。去年辦理離婚手續(xù)的有437.4 萬對，比2016年增長5.2%，離婚率為3.2‰，就是說每一千人中有3.2對離婚。
不同的是，離婚率沒有像結婚率那樣，有一個先升再降的過程，而是一路走高，從2010年的2‰，提升到2017年的3.2‰。
為什么中國人不愛結婚了？為什么離婚變得更加普遍？結婚率和離婚率有什么地域規(guī)律？
1.婚姻自由度大大提升
影響結婚率的因素，大致可以分為兩個層面，一是觀念，一是人口結構。
觀念變化容易解釋。比如社會更開放，女性地位提高，傳宗接代的婚姻功能減弱等，如果結婚可能犧牲生活品質，那么選擇不結婚或者晚婚的人，自然會越來越多。
改革開放早期，除了傳統(tǒng)的宗族觀念殘余外，政策層面對婚姻也持保守態(tài)度。比如在1987年的統(tǒng)計公報中，有一段這樣的描述：
貫徹新《婚姻法》，人民群眾的戀愛觀、婚姻觀、生育觀都發(fā)生了可喜的變化，但有些地方早婚早育、不登記就以夫妻關系同居、婚事大操大辦等婚姻陋習相當嚴重，在婚姻家庭領域里，改變舊的封建傳統(tǒng)觀念和抵制資本主義思想影響，任務還很重。
非婚同居的多了，結婚率反而下降，這些在今天都是婚姻自由度的象征。
不過觀念變化對結婚率的影響，往往還要通過人口結構反映出來。所以，結婚率并不是線性下降的，而是有漲有跌。
為了便于系統(tǒng)觀測，西部君將民政部有統(tǒng)計數據以來的結婚率進行了梳理。走勢如下：
制圖：西部君
1987年以來，中國的結婚率可以分為三個階段。1987年到2002年，緩慢下降；2003年到2013年，處在快速上升狀態(tài)，結婚率一度逼近10‰；2013年至今，則迅速下跌。
2.結婚率的兩個階段性拐點
上個世紀60年代，有一次比較大的嬰兒潮，20年后這波人到了結婚的年齡，按道理1987年到2002年階段的結婚率應該提高。為什么現實反而下降？
這是因為在八十年代末，又出現了一次更大的嬰兒潮，作為分母的人口基數變大，導致結婚率跟著下降。比如在1990年，出生人口達到2621萬人，是中國歷史的最高點。
同樣受這波嬰兒潮的影響，中國的結婚率在20年之后的2013年左右，達到最高點。因為當年出生的嬰兒到了法定結婚年齡。巧合的是，《婚姻登記條例》正好也在2003年頒布，婚姻登記管理轉變?yōu)榛橐龅怯浄?，政策的人性化，同樣促進了結婚率的提高。
中國的結婚率2013年之后開始下降，觀念之外，人口結構老化也是重要原因。2011到2016年，中國20—40歲的人口比例下滑超過 2%，適婚年齡段的群體數量減少。
結婚率的變化，計劃生育的影響不可忽視。1982年，計劃生育被定為基本國策，它不僅影響到出生率，還會對婚姻意愿產生影響。一旦不需要像以往那樣生育三四五個孩子，結婚時間完全可能后推。
比如，2002年的民政部統(tǒng)計公報提到，“我國實行的計劃生育政策已顯示出成效，登記結婚對數連續(xù)6年呈下降趨勢”。
在結婚率下降的同時，登記結婚的主要年齡也在發(fā)生變化，晚婚晚育成為主流。2012年以前，辦理結婚登記的群體中，20—24歲一直都是占比最大。不過等到2012年開始，25—29歲的群體，成為登記結婚的主流，2016年的數據顯示，其占比達到38.2%。
3.落后地區(qū)的結婚率，往往更高
由于發(fā)展水平和人口結構不盡相同，結婚率還顯示出很強的地域特征。我們不妨看看2017年各省的結婚率。
2017年中國的整體結婚率是7.7‰。以山西為分界，高于全國水平的有14個省區(qū)。
其中貴州、安徽和西藏排在前三，換算成千分號，結婚率分別是10.9‰、10.8‰和10.1‰。排在最后三位的地區(qū)為上海、浙江和天津，分別是4.5‰、6.1‰、6.1‰。
引入人均GDP的對比可以發(fā)現，結婚率與經濟發(fā)展水平，大體呈負相關。經濟越發(fā)達的地區(qū)人均GDP越高，結婚率越低。
比如結婚率排在前三的貴州、安徽和西藏，都屬于相對落后的地區(qū)，人均GDP低于全國平均水準。而那些經濟發(fā)達的東南沿海省份，像兩大直轄市天津、上海，以及浙江，結婚率遠低于貴州等地，上海甚至只有4.5‰，不到貴州的一半。
經濟發(fā)達的地方，人們對生活品質的追求越高，對不婚族和晚婚族越包容，單身男女不會貿然開啟一段婚姻，所以結婚率與人均GDP的負相關很正常。
再就是人口結構層面的原因。結婚率的統(tǒng)計以常住人口為口徑，像上海這種一線城市，是外來人口的集中流入地。2017年末，上海的常住人口總數為2418.33萬，其中非戶籍常住人口就高達972.68萬，這接近一千萬的外來人口中，年輕人是占比很大。
對他們來說，在戶籍政策和高房價之下，上海是工作地，但未必是安家落戶之所，等到登記結婚時往往會退守到二三線城市。龐大的未婚青年數量，稀釋了登記結婚人數占比，導致上海結婚率在全國倒數。同理，北京也低于全國水平。
在眾多省區(qū)中，也有一些特殊的例子。比如江蘇經濟相當發(fā)達，但結婚率高居全國前十，這與它作為計劃生育執(zhí)行最嚴格的省份息息相關。所以經濟發(fā)達的影響，更多只能通過婚姻年齡體現出來：
近5年來，江蘇人的平均結婚年齡每年大約增長1歲。2017 年，平均初婚年齡達到34.2 歲。
與江蘇相反的是江西，它的經濟并不發(fā)達，存在感相當低，但是結婚率全國倒數第四，全國聞名的高彩禮水平，提供了一種解釋。
4.經濟不景氣如何影響婚姻觀
觀測婚姻觀念的變化，要看結婚率，更要看離婚率?？紤]到二者都受人口結構影響，西部君用離婚率除以結婚率，將人口的因素剔除，以此來衡量婚姻態(tài)度的地區(qū)差別。
2016年離婚率進入前十的省區(qū)，有黑龍江、吉林、遼寧、北京、天津、安徽、重慶、內蒙古、四川和新疆。這些地區(qū)離婚人數和結婚人數的比值，也處于全國前列的水平。
像上海，雖然離婚率沒有進入全國前十，但是結婚率太低，最終導致比值相對較高，僅次于北京，排在全國第七位。
在上述排名中，排序與經濟的對應關系，變得不那么明顯了。不過落后地區(qū)，大部分都排在末尾的位置，而發(fā)達的省份，則分散在中部。還有一個突出的地方，那就是東三省。
東三省的離婚率，在全國是出了名的高。以排在第一的黑龍江為例，2017年登記結婚286732對，而辦理離婚的竟然達到了175277對，占登記結婚人數的61.1%。
高離婚率，以及高離婚/結婚比，解讀為東北人對婚姻更加恐懼，并不算太離譜。在分析東北人離婚率高時，很多論者提到，這里的城鎮(zhèn)化程度全國領先，而離婚率又與城鎮(zhèn)化呈正相關的趨勢。此外，還有移民文化也導致整體的宗族觀念較弱，離婚率上升。
其實還有一種解釋：經濟狀況影響了人們的婚姻觀。東北這幾年經濟下滑的相當厲害，一方面人口大量外流，這種外流很容易造成夫妻分離的局面，導致離婚加劇。
另一方面對那些留守東北的夫妻來說，經濟下滑導致就業(yè)困難，收入降低，夫妻雙方的矛盾很容易被放大，離婚率提高，結婚率下降，都是潛在的結果。
當然北京和上海的比值也高，未必適用這種解釋，但經濟同樣是影響要素，只是影響的方式不相同。比如兩地的高房價，會對結婚意愿產生不小的影響。
還有一個頗為巧合的細節(jié)，離婚/結婚比排在全國前五的地區(qū)，黑龍江、吉林、天津、重慶、遼寧，上半年的經濟狀態(tài)都不算好。雖然這只是一個巧合，但經濟對婚姻狀況可能的影響不容忽視。
